以哈戰爭的交戰方主要是包圍和恐襲以色列的加薩 / 加沙（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胡塞運動（也門）等中東恐怖主義組織（還包括其他在舒利亞及伊拉克展開作戰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以及操縱這些代理人的伊朗恐怖主義神權政治。
重點是，這不是種族或宗教之爭，而是以色列代表的民主主義（反恐）與伊朗-真主黨-哈馬斯代表的恐怖主義（神權政治專制主義）之間的戰爭。以色列國內有約兩百萬持有以色列公民權的所謂「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因此，所謂種族滅絕或種族清洗或宗教清洗等支持恐怖主義勢力的媒體及其煽動者的指控都根本站不住腳。
在不同種族和宗教之間平等享受公民權之下不構成基於種族歧視的所謂種族清洗或排除異教的所謂宗教清洗。甚至，以色列民主最先進的地方之一是，內閣的實際任期是每個禮拜履新的，而非三年或五年。在每個禮拜，以色列內閣是受國會監督和嚴格審核而履新的，換言之，以色列民主是若發現不適宜，每個禮拜就可換內閣的。這是對政府最嚴格的民主制度要求。當然，只懂得在政治上投機取巧，只轉播國際新聞的香港媒體根本不報導這點給公眾知悉的。香港媒體的報導方式是，就國際新聞而言，它的魔鬼在其片面的報導方式（貼標籤，斷章取義，移花接木，以偏概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轉播和引述）；就包括社論在內的評論或評論性報導節目而言，則是純然的一面倒。甚至，國際新聞的取態和各評論的取態有時不一致。社內不一致的現象也體現其兩面人的性質以及不專業的狀況。主要是由反猶太主義媒體，東方日報，香港01等最為代表的為廣告主博取最大流量的激進民粹主義，這難免與本港特色的族內外歧視有關。即使激進民粹主義利用所謂基層議題批判政府，但也不能搞錯的是，它服務的階級性質仍是資本階級的。那麼，對他們而言，在以哈戰爭（所謂以巴衝突）上，採取反猶太是它們生態的必然結局。這足以顯示一個社會的政治和傳媒水平是不能超過其民度的。差不多一百年前，所謂文化水平，當今最適切的最佳同義詞則是民度。簡言之，當面對以哈戰爭議題時，香港的傳媒土壤顯著不佳。本書是基於這個社會窘境下分析和總結以哈戰爭在中港的情形。
以哈戰爭在本港的脈絡中，就具有其特殊性的政治意義。不過，一般完全漠視了藉此探索和回顧以中關係史，以港關係史和猶太人歷史。而只看到中文媒體連日播放給漢族群組的哈馬斯一方允許的人盾（平民）遇難的鏡頭而已。加上，也只聽到用以抹黑以色列防衛行動的激進偏激字眼/標籤，如‘種族滅絕’‘種族清洗’‘種族隔離’‘集體懲罰’‘無差別襲擊’‘殺戮’‘暴行’‘（大）屠殺’‘戰爭罪’‘人道危機’‘侵略者’‘侵略’‘佔據’‘種族主義’‘霸權主義’‘（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而已。進一步，本港媒體中不少煽動者將猶太教（只為維持猶太民族身分的族內宗教；惡劣的煽動者將之鄙視稱為部落神的宗教），猶太人和猶太復國主義/錫安主義（是猶太人應對19世紀中葉後主要在歐洲掀起的反猶太主義浪潮的反命題，即在四千年的原居地猶地亞-撒瑪利亞等後來被古羅馬[1]改名為「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全球猶太人的避難所，猶太國家）都跟以色列正對立的神權政治和納粹主義等同起來。將受害者描述成危害者。本港劣質煽動份子，偽學者們搞了黑白顛倒，正邪錯配。在它們眼裡，摩西解放猶太奴隸也被視為對迦南之地的殖民主義。而根本看不到以色列一方的受害情況和證供，一律漠視伊朗代理人的恐怖主義（包括人盾問題和罪責），整個來龍去脈，背景，前線的實況以及關鍵細節等。於是，香港媒體及整個中文媒體專門掩飾和美化哈馬斯恐怖主義一方的片面/偏向報導反映了主宰本地媒體的華人主持者，華人統治階級的政治偏見。本港煽動的主要對象是華人。這完全是本港媒體在俄烏戰爭上，針對俄羅斯一方的偏激報導的模式一模一樣，是屬一樣的政治操作。結局，以哈戰爭的「新聞報導」和評論都淪為了挺所謂「巴勒斯坦」恐怖主義一方的政宣。這就是真正的國家安全風險所在。解決方法，其實很簡單，如實全面報導雙方的情形和主張，尤其是追蹤前線正在發生的事情和情形，以給予公眾全面理解和正確判斷有關議題的優質資訊。為何政宣和煽動較容易得逞？是因為群眾只接收片面的報導，甚至不實的資訊，群眾無法得知和掌握前線真正在發生的事情和狀況。這就是我追蹤俄烏戰爭和以哈戰爭情形得來的法則。此外，目前，全球傳媒和社運供應鏈引發歇斯底里和仇恨的統一機制正在通過俄烏戰爭和以哈戰爭擴大其網絡和威力之後，最終將會全面轉向中國。可惜，特別就日本和以色列議題上，中國仍積極參與其中的。在此，媒體或媒體界應該被視為全球媒體（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和社運的供應鏈整體，不管經歷什麼個別事件的報導，它一直都是一樣的主體。問題是它本身淪為了引發歇斯底里和仇恨的意識形態（政治）工具。換言之，暴民或暴民主義不是自然產生的，而總是由統治階級所創造的。本港有沒有擺脫這樣的機制？並沒有，是因為全球有國安法的諸多國家媒體都在參與。這只要看俄烏戰爭和以哈戰爭的報導，就明白。有沒有國安法制都沒能抑制和改變這個輕易博取流量於歇斯底里和仇恨的傳媒生態和其傳媒-社運連結的全球供應鏈。那麼，真實情況是，伊朗（什葉派）操縱的代理人，哈馬斯（遜尼派，視穆罕默德的四代繼承者為正統），真主黨（什葉派，只承認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視為正統）以及胡塞運動/胡希運動（什葉派）等恐怖主義組織是真正的反猶太主義，並與納粹主義一樣，針對猶太人正在進行種族清洗。他們的最終目的是以原本PLO巴解組織提出來的分階段計劃（The Phased Plan）來得逞消滅以色列並佔據整個猶太人原居民的土地。記得，猶太人才是原居民，而非殖民者。
[1]一般人認為猶太人在以色列土地上的存在是由羅馬人所終結，與此相反，這個國家仍然以猶太人為主。212 年，羅馬皇帝卡拉卡拉授予猶太人羅馬公民權，因為他們被視為「擁有自己國家的民族」。羅馬及其後的繼承者拜占庭給予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相當大的自治權。
為何反猶太主義和反猶太復國主義是一致的？是因為猶太復國主義是對反猶太主義的反命題。當猶太人面對19世紀到20世紀的歐洲反猶太主義的崛起和迫害，而建立的國家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也就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結晶/實踐，也就是全球猶太人的避難所（其重大民族利益所在）。換言之，反以色列，反猶太復國主義必定是反猶太的。把此兩者分開正是反猶太主義勢力的典型政宣。
所謂兩國方案（港媒和官媒漠視的聯合國大會181號決議）是在1947年-1948年，以色列方同意，但阿拉伯世界早就全面拒絕而屢次侵略以色列的，但巴解組織後來提出來，從1974年被以色列拒絕的《「巴勒斯坦」問題的和平處置》（主要是推翻侵略者阿拉伯世界全面被以色列打敗的1948年獨立戰爭，1967年六日戰爭及1973年贖罪日戰爭的結果，也都是阿拉伯世界集體侵略以色列的戰爭。真正的侵略者則是阿拉伯世界）起，中方也秉持的兩國方案本身已變質了，基於以色列的國家安全考量，而已被以色列國會拒絕了。這主要是2023年10月7日的哈馬斯恐襲以色列所致。但其歷史背景是，美國柯林頓和歐巴馬政權逼迫以色利接受的‘以土地換和平’的錯誤政策都以引來所謂「巴勒斯坦」恐怖主義勢力更多的恐襲來告終，著名的例子是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是的，這是反恐與恐怖之間的戰爭。於是，東方日報的賣文煽動份子只提及巴解組織詭計的《「巴勒斯坦」問題的和平處置》來譴責以色列違反云云是可笑的，是因為以色列並沒有投票贊成和簽署的。同樣，以色列沒有參與和成為ICJ國際法院的成員，並該法院對以色列無效。甚至，國家主權仍是最高權威單位。而國際組織並不是世界政府，這包括偏幫哈馬斯-所謂「巴勒斯坦」恐怖主義一方的聯合國在內。其著名例子是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參與2023年10月7日的哈馬斯恐襲以色列的事實。當恐怖組織將平民和平民設施，如住屋，醫院，難民營，學校等作為軍事設施，軍事根據地，軍事地道的出入口來實施恐襲和走私，隱藏武器時，以針對性攻擊（targeted attack）炸毀這些軍事據點是正確的（以軍在地面攻勢前炸毀高處是出於確保地面部隊的安全），也是不可避免的。先要譴責的就是哈馬斯/真主黨的恐怖主義手段（人盾）和其欲消滅以色列國的險惡目的。
此外，恐怖主義手段絕非人民戰爭論，是因為中國革命，越南革命和古巴革命都嚴格禁止了恐怖主義。若那些馬克思主義革命勢力採取了恐怖主義手段，根本不可能取得農民大眾支持而獲勝的。所謂左派必須修正的一點是，當以色列代表民主主義和反恐等進步勢力，而伊朗及其代理恐怖組織代表神權政治專制主義和恐怖主義此一大反動勢力的時候，盲撐哈馬斯-真主黨-伊朗恐怖主義是個致命的錯誤。過去蘇聯從1960年代起改採扶植中東/歐洲/亞洲左右恐怖主義組織網絡對付西方勢力時，它的戰術變化的背景是美蘇間核阻嚇，核均衡的形成。實際上，蘇聯/俄國是創立以色列國的主力。俄國猶太人則是以色列和俄國雙方相當重要的族群成分，甚至俄國目前擔心的是當以色列使用核武器的話，反猶太主義特別猖獗的歐盟就會要求結束以色列，俄國猶太人和以色列人都會由俄國接收。如此俄國關心以色列安全是因為俄國的政府高層中有不少猶太人。於是，以色列在國際舞台上的兩大靠山是美國和俄國，而非中國。
另外，從韓戰之後，美國實施制裁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從1950年代起中國決定向阿拉伯世界靠攏，與敵對的蘇聯一樣各自扶植了中東恐怖主義勢力。其實，中蘇交惡之後也持續到蘇聯瓦解和1992年以中建交。甚至，中國仍然在外交上還是一面倒傾斜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世界和伊朗，軍售給伊朗。因為在二十世紀的下半，中蘇都扶植了中東恐怖主義勢力，以對付西方，換取石油和政治支持，結局全球的所謂左派都仍然盲撐中東恐怖主義勢力是錯認和錯估形勢和該勢力的階級本質，以及冷戰政治的政治後遺症（餘毒）。這必須修正。中國外交的問題正是，當它透過政經分離享受以色列的貿易，投資，軍火，科技往來之際，並沒有發揮其對阿拉伯及伊朗等恐怖主義勢力的影響力來防止恐襲。如今，以中關係是以政經分離維持著。而且，中國不但承認以色列國，也對國內不採取反猶太主義政策。這些原則性的堅持至今有效。於是，根本看不到以中斷交的危機。不過，在媒體，文宣，外交上傾斜哈馬斯恐怖主義一方（中國支持的兩國方案/兩國論也是巴解組織版本，即退到1967年前的領土，如此以色列的國家安全毫無保證）。再加上，與反猶煽動者的政宣不同，中國不認定猶太教為其公認宗教的真正理由是猶太社群不想建立華人拉比，拉比是只能由猶太人擔當的。不過，香港承認猶太教為公認的宗教之一。與哈爾濱，上海比起來，香港一直以來都是猶太社區最安全和原封不動地被保留下來的自由地方。
此外，本港煽動者利用的材料之一是，2006年聯合國中國觀察員遇難一事。但，以色列是在2006年黎巴嫩戰爭（事實與本港媒體的政宣不同，它的結果是美國給以色列施壓，並由聯合國調停的政治解決，而非真主黨軍事打敗以色列的）中事前屢次警告過轟炸，甚至不是特別針對中國人的軍事行動。更重要的是，它的事端是由所謂「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綁架以色列士兵所致。於是，這跟1999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事件無法相提並論。
不過，本港劣質煽動者繼續斷章取義，只強調中方死傷和曲解的戰爭結果而已。根本不提供整個歷史脈絡和關鍵細節的碎片化，模式化，程序化的政宣是相當普遍和令人乏味。他們為何不提及中國製造武器被用以恐襲以色列造成死傷的事件呢？還有，2024年9月17日和18日的黎巴嫩恐怖主義真主黨使用的傳呼機，無線設備爆炸事件至今缺乏由以色列實施的證據。但從一開始，本港煽動者和媒體搞陰謀論指控了以色列及其所謂無差別襲擊。不過，傳呼機爆炸是高度精準的針對性的襲擊，這樣死傷少過空襲。甚至，雖與防過熱的智能電子設備無法一概而論，但那些劣質煽動者們進一步將無線設備和智能電子設備混淆而散播了西方電子設備恐襲威脅的陰謀論。反知性主義到了這麽個地步。實在可笑。
總而言之，
一，2023年10月13日在北京發生的反猶襲擊事件是與2024年9月18日在深圳日本人學校發生的襲擊案一樣都屬於孤狼式本土恐怖主義襲擊案件。不過，官方避免了把它如實地歸類於本土恐襲案。犯案者都是持刀在相關機構附近埋伏和無差別襲擊有關種族人士的男生。甚至都是中國官方媒體和中文媒體煽動種族仇恨的新聞作風的惡果。反猶太和反日本的華人種族主義仇恨過熱的結局都導致了襲擊事件。不過，中國媒體藉以以哈戰爭散播的反猶太主義繼續，何況傳統的反日政宣和教育。至今仍無法排除個別孤狼式本土恐襲案的發生，是因為北京政府和港府都並沒有抑制境內的相關偏激報導。
二，總共三宗香港發生的反猶示威(11/4/2023; 2/24/2024; 10/07/2024)都不但是未經警務處許可的非法集會，也稱不上群眾示威。與群眾示威正相反，那三宗都是一樣的六名挺哈馬斯恐怖主義的煽動者自己出來搞閃電式非法集會的。配合報導的媒體是DW，獨立媒體和集誌社等反對派陣營的媒體。這三宗證實的是美化和掩飾伊朗恐怖主義勢力的政宣和媒體報導都無法獲得群眾，而迫使煽動者自己出來搞示威而已。因此，這些都不算群眾示威。在香港，反猶太主義仍然不成颱風。
三，本港最寶貴的，也是最成功的政策是宗教政策。其精華是不同宗教之間的平和秩序，和平共存。與以哈戰爭關聯的政宣和示威圖謀在本港社會的歷史脈絡中，具有特別意義。那就是針對其完美的，去政治化的不同宗教之間的平和秩序的挑戰。因此，煽動恐會導致和觸及不同種族社區和不同宗教的矛盾。這足以讓社會及其改革進程停滯不前，相當有利於既得利益勢力的政治目的。不過，代表穆斯林社區的香港穆斯林委員會Adeel Malik的信（10/31/2023）是中立和理性的。他不但公開譴責了哈馬斯恐怖主義暴行，也緩和了穆斯林社區內部挺「巴勒斯坦」的政治壓力。甚至，秉持了去政治化本港不同宗教/族群關係的基本秩序。這是從以哈戰爭爆發以來本港應對危機的最美麗的例子，體現了真正高人一等的政治水準。只要穆斯林社區和猶太社區始終能夠堅持去政治化的和平共處路線，任何無必要的矛盾都不會發生。不過，這不意味著不會去阻止本港所謂「巴勒斯坦」組織和華人挺哈馬斯恐怖主義勢力的小圈子搞出事端。
本港在以哈戰爭議題上始終最要保護的是已在港英時期建立好的穆斯林社區和猶太社區之間的平和秩序，不同宗教之間去政治化的共處狀態。那些挺伊朗恐怖主義勢力的華人媒體和華人煽動者實際上不斷挑釁和破壞的就是這個。雖然那些本港土著華人的煽動者們（屬於媒體和其他類型的組織）都避開公然直接號召群眾行動來試圖逃法網，但是他們不斷煽動反猶仇恨是過於明顯的。其結局也都是一樣的。